黄友义 | 强化国家对外翻译机制，助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作者简介】
黄友义，男，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中国翻译》杂志主编；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委员。现为全国翻译系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对外出版和国际传播工作。黄友义 教授
强化国家对外翻译机制，助力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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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国家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需求为导向，以中国译者为主的对外翻译机制对于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向国际受众呈现中国智慧和中国魅力，介绍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时代的对外翻译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7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符合自己发展需求的翻译制度，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机制：国家翻译机构是实施中国特色翻译制度的保障；国家翻译规划始终为中国的建设发展和国际形象服务；应急性国家翻译实践机制的建立满足了国家突发性翻译实践的现实需求。新时代需要与形势相符、运转有效、效果导向的国家翻译体系。现在需要创新方式和方法，不仅要解决需要翻译什么的问题，更需要解决谁来翻译的问题。建设一支多语种、实践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队伍，便成为建成满足时代需求的国家翻译机制的重中之重。这支队伍应该是中外结合、以我为主、多语种、多媒体、多部门、宽领域、各有分工、形成合力的特殊队伍。
关键词：国家翻译机制；中译外；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
引言
对外翻译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无论是历史资料还是当今题材，都有海量的内容需要翻译成外文；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足够的外国译者帮助中国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以国家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需求为导向，以中国译者为主的对外翻译机制对于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向国际受众呈现中国智慧和中国魅力，介绍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7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符合自己发展需求的翻译制度。
一、组建国家翻译机构是中国
特色翻译制度的实施保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从满足对外、对内社会发展需求的战略高度制定了相应规划，成立了相应机构。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编译局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三个国家级翻译机构。
（1）“中国外文局” 这个名称的正式启用是在1963年。1949年10月设立了国际新闻局，除承担书刊翻译出版外，还包括对外广播和对外新闻发布，后来广播和新闻发布这两个功能演变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对外部，留下图书、杂志和发行部分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专职从事对外翻译和出版。无论是1949年的国际新闻局，还是1952年后的外文出版社，还是1963年改为现名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有很大变化，但其根本宗旨都是对外介绍中国。
（2）在成立对外传播中国机构的同时，基于将马恩列斯全面介绍进中国的需要，设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辑局。现今，编译局成为中央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
（3）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帮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及时了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离不开翻译，所以国家民族事务管理部门设立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不言而喻，55个少数民族目前只有七个具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主要从事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和壮文的翻译和出版。
至于外文局，从语种到翻译人员一直保持全国规模第一，始终发挥着对外翻译出版国家队的作用。在1949年到1979年期间，外文局所属各个出版社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对外图书的翻译出版。近年，全国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对外翻译，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外文局以其大规模、高质量和权威性始终保持着对外翻译出版龙头老大的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外文局曾经用5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图书和杂志，如今又增加了网络和影视作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对外翻译出版需求量巨大，外文局这样的机构重任在肩，不可或缺。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外文局的历史跟国家的历史是同步的，外文局的工作记录了国家的步伐。70年多年间，外文局的隶属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化。大的变动有这样几次：1963年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2年成为文化部的内设机构，1989成为外宣领导小组以及后来成立的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代管单位。2014年外宣办合并到中宣部以后，外文局的对外翻译和传播业务由中宣部管理。
从国家的角度看，如何管理外文局这样一个机构，长期处在探索之中。其隶属关系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在不同时期对外传播任务的特点，也与不同时期我国国家机构管理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模式有关。比如1963年原来的外文出版社改为外文局，成为国家的一个事业管理局，而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对外翻译出版机构。当时，外宣任务加重，机构扩充，由国务院直接管理可以在资金保障、人力支撑和管理渠道上更加方便、有利。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方针。就翻译界而言，迫切需要把外国先进的技术、文化和管理资料翻译成中文，同时，开放需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方针、政策，对外翻译需求也迅速提高。因此翻译界同时从外译中和中译外两个方面为国家发展服务的任务突出且急迫。1982年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对文化管理和对外文化交流相关的机构实施合并，通常称为 “五合一”，组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部。“五合一” 的其中之一就是外文局。可以想象，中国的文化事业庞大，文化战线管理复杂，而国家又需要一个专门的对外翻译出版机构，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意识到中国还是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对外宣传机构。这时，外文局从文化部划出，外宣业务由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管理，但其人事、财政、基建、事业发展等直接面对国家人事部、财政部和发改委。近几年，党和国家机构再次做了调整，作为中共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外文局的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业务仍由中宣部代管。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隶属关系怎么变化，外文局从事对外宣传的主业从来没有变化过，上级对外文局的要求和关心也从来没有变化过。
二、国家翻译规划始终为中国的建设发展和国际形象服务
社会上比较熟悉的是我国的文化/文学对外翻译项目，如：早在1951年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外文出版社的 “中国传统文化” 项目，包括 “四大名著”、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民间故事的翻译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实施了众多文化文学翻译项目，如1981年启动的 “熊猫丛书” 和 “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 项目 (1990)、“大中华文库” (1995)、“21世纪文学汇编” (2009) 等。国家有关部门则推出了一系列对外图书翻译和推广项目，包括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2004)、“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2009)、“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09)、“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 (2010)、“中国当代文化经典文库” (2012)、“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 (2014)、“丝路书香出版工程” 等。
只要我们了解了国家设立外文局的本意，就会发现外文局的主业自然而然是围绕国家需求展开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机构都是国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就像外语学院老师的主业一定是外语教育，经济管理学院的老师一定以教授经管课程为主一样。离开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和事实来形容外文局的所作所为，或者为外文局的工作性质定位，都不能准确反映外文局的实际，也不能理解外文局实施各个翻译项目的原因。
一方面，中国是世界文明大国，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多种历史和语言因素导致中国文化没有得到外国人的广泛了解。基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和政治的因素，我们也难以指望其他国家能够系统地把中国介绍给他们的受众。不可否认，从传教士开始至今，很多外国人——特别是汉学家——热衷于翻译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但那是基于个人专业和兴趣的翻译，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有些外国学者和媒体有意无意地错译中国。虽然我们需要外国人帮助讲述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外国人完全替我们对外翻译中国。因此，面对世界上这么多需要沟通的受众，讲述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就要有规划，且规划要体现 “满足传播需要” 这个目标。
有一个始终需要关注的领域，即中国基本情况的对外传播。道理很简单，外国人不都是中国文学爱好者，外国受众也不都是中国某一个学术领域的专家，最大的受众群体还是对中国毫无了解，但因为其生活和工作多少与中国发生了关联，在一个时间段内需要了解一个他毫无所知的国度的外国大众。这就需要做好我们在对外翻译出版领域常说的基本国情介绍，而基本国情涉及面极为广阔，包括历史、文化、文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法律、教育、民族、旅游、气候、婚姻、丧葬、戏剧、音乐、建筑、民间艺术、妇女儿童、日常生活等。
外文局在成立之初就按照这个需求开展了法律、政治、人文领域的对外翻译。我印象深刻的是1978年，中国掀起改革开放大潮，大力吸引外资，发展旅游业，这给国情翻译带来了巨大的需求，于是很快催生了一个 “中国基本情况” 的翻译项目。之后又有 “涉外法律法规” 的翻译项目，到了中国考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又有了 “中国经济与改革” 项目。由于这些项目能及时回应外国人的需求，曾出现过一本书一周之内卖出数千册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在 “传统中华医学” 翻译出版系列里，《中国针灸学》成为美洲中医协会3000多名会员人手一册的必备图书。
外文局的工作人员始终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初心不改，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都始终如一地坚持把中国的各类信息提供给外国受众。国家设立专门的对外翻译出版机构，是国家对外交流的刚需，而外文局专司对外翻译和国际传播的每一个项目，尽管形式和规模各有不同，但其服务国家、满足国外对中国信息需求的宗旨始终不变。
许多学者非常关注 “四大名著” 的翻译，将其看作是中国文化 “走出去” 的一面镜子。外文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传统文学的对外翻译做出了规划。国家的翻译规划是从对外传播的角度，从国家形象构建和软实力建设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的结果，是国家整个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20多年，中国的文学名著有了多个版本，许多是民间或者是商业化的翻译项目，更多的是根据市场和学术需求来设计的。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两个考虑（国家规化和市场、学术需求）在文学翻译领域的选材上大多数时候都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的。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国家翻译项目包括了纯商业化设计里不会包括的内容，比如政府 “白皮书”。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国发布了100多种白皮书，特别是近年，出现过一年之内发布十多种的情况，外文出版社有过同一个时段翻译着三个 “白皮书” 的经历。翻译这类出版物都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商业需求，而是国家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各国维持自己的军队，大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国家的许多翻译出版项目也是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和强大。
第二，国家的翻译项目代表着国家的政策声明，代表的是国家最高水平，译文水平要求高，时效性强，因此往往是 “时间紧、任务重” 的项目。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国家的专业翻译队伍。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 “羡慕嫉妒恨” 的情绪日益加剧，这支翻译队伍必须从规模和水平上得到加强。高校作为翻译人才培养基地，对此有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三、应急性国家翻译实践的
现实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无一不是国际传播的重要选题，凡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突发事件，翻译都不能缺席。这次新冠疫情，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给翻译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国家翻译实践颇有参考作用，引人深思。
首先，关键时刻不能指望别人替我们说话。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都是疫情发生之后，不管我们多么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支援他国的国际主义行为，我们面临的不仅不是别人替我们说话，反而是各种误解、污蔑、攻击和污化。大家都发现，对中国观点的误译和恶译在明显增多。这是我们国家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考验。
其次，对外翻译必须及时，特别是在多媒体时代，谁先说话，往往决定了国际舆论的走向，即使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事实的案例层出不穷。这就需要一支翻译上的快速反应队伍。疫情发生之后各方面资料文献的翻译最初都是在网上发布的，保证了时效性。
再者，中外文化不同、中外历史不同，中文和英文语言形成的背景不同，比如中文和英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百分之百的直译，字对字的死译，传播效果不佳。我们国家历史上没有侵略过别人，也没有殖民过他国，也就没有像西方殖民大国那样，把自己的思维、文化和语言移植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外国人不熟悉，这给对外翻译提出了特殊挑战。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逐步学会一言一行都从70多亿人的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范围去考虑，要思考我们的话对方是否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来正确理解。我们必须掌握现在流行的国际话语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个任务很大程度上需要翻译过程来实现。
最后，正是因为考虑到中外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在对外翻译上，我们绝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依靠母语为外语的外国专家学者的合作。外文局70多年来所坚持的一条基本业务流程是所有译文一定要经过外国人的润色才能正式出版。当然，这也导致国家翻译机制需要一定的资金维持。反过来看，为什么我们国家有些译作和出版物外国接受程度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式外语导致误解，甚至引发反感。
四、构建能够满足时代需求的
国家翻译机制
2021年5月31日，习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新华社，2021)
无论是国际传播能力的顶层设计还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都有赖于中译外这个媒介。面对快速演变的世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关注对外翻译问题。
过去70多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机制。新时代需要与形势相符、运转有效、以效果为导向的国家翻译体系。为此，需要创新方式和方法，改变某些领域的传统做法。比如，长期以来，从事翻译的总体人员多，而从事中译外的人员少；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员多，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员少；评价翻译人员重视理论功底，轻视实践能力。对于中译外这个特殊的行当，社会认知有待完善。社会上很多人以为只要会外语就都可以做翻译；很多人把各种专业的翻译混为一谈，对中译外和外译中的特点和区别说不清、道不明；有的人以为只要是翻译——不论翻译什么，不管什么方向，翻译工作者都是可以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的社会服务人员。更普遍的现象是：人们只管眼前有翻译可用，对梯队建设不上心，缺乏翻译人员储备机制，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把中译外翻译看成是赔钱的负担，导致中译外队伍势单力薄，人心涣散，队伍规模萎缩。
对外翻译将长期承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翻译机制不仅包含 “要翻译什么”，更需要解决 “谁来翻译” 的问题。现在看，任务是明确的，关键是需要有人去完成。无论是国家双循环的经济建设，还是日益复杂的国际斗争；无论是实施 “一带一路” 建设的需求，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无论是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还是支撑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都需要具有一支多语种、实践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应该是中外结合、以我为主，多语种、多媒体、多部门、宽领域、各有分工、形成合力的特殊队伍，而用好这支队伍必须依赖一个相应的运转机制。
令人高兴的是，国家已经把培养好、使用好对外翻译队伍这一要务列到工作日程中来，提出了建设和维持一支 “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 的中译外高端翻译人才队伍的规划。国家的顶层设计包括翻译人员的语种、教材的编写，正规教育和岗位培训，以及翻译人员的荣誉和待遇。我们相信一系列具体措施的逐步落实将形成翻译人才育得出、用得上和留得住的局面。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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